文摘选编2022年1-2月.pdf

为战争欢呼是一种病

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硝烟也仿佛同时弥漫在中文互联网。我有一位朋友甚至为此通宵未眠，兴奋地不断刷新着网上的消息。

2月24日，在网上传播最广的视频，大概是这两条：白天，蓝天白云下，飞机盘旋，一个个降落伞落下来，全副武装的空降兵逐渐出现在特写镜头中；晚上，近处的居民楼灯光昏暗，一道道光亮刺向夜空，背景音乐令人血脉贲张。

第一条被称为“空降兵空降基辅”，第二条则是夜间战斗。但到24日晚，有媒体比对、辟谣，原来第一条视频是2016年俄军的演习 （其实留意看会发现暗影中有些观众在用手机拍照） ，而第二条则是某一个游戏中的场景。这就是中文互联网上“俄乌战争”的一幕，画面震撼，却是虚假的。

它可能是演习式的“假”，也可能是游戏中的虚构。 还有一段爆炸视频更 夺人眼球 ，被称为“乌克兰大城市升起蘑菇云”，其实是 几年前 天津 港 爆炸的视频——这是发生在中国的悲剧，第一个重新剪辑把它当做战争视频进行传播的家伙，就显得特别可恶。

正是这些“战斗画面”，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它们有一些共同点：在画面中，没有人员受伤，没有流血，没有死亡，甚至没有人发出痛苦的呼喊。画面是美的、富有冲击力的，还是高科技的，但归根结底是无关人性的痛痒的。

剪辑和包装这些视频的人，毫无疑问是卑鄙的。尽管“诛心论”和“动机论”并不是讨论问题的好方式，但故意剪辑过去的视频配上音乐，冒充“战争场面”来获取流量的行为，应该被谴责。

而这样的视频能够走红，也证明很多人看待战争的方式存在问题。

在互联网上，很多人正在为战争欢呼，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场“大战”。 在这些人眼中，没有战争的残酷，只有“震撼画面”和“谋略”；在他们心中，没有“痛苦的人”，也就看不到“他人的痛苦”——这些视频，就是为他们而准备的。

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时代，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渠道”，看到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关于这场战争，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假消息。在全世界范围内，这可能都是难以避免的“传播悖论”。人们获得“消息”的途径无数多，各种视频满天飞，而这些视频很少交代时间地点，有的甚至是电影画面，想要一一“核实”也非常困难。

这是当下世界的信息通病。但更致命、更可怕的疾病，就是对战争本身的欢呼，对强者的赞美，以及对痛哭 （血和泪） 的漠视。

或许是世界和平太久，国人对战争的记忆已经变得遥远。尤其是年轻人，生活安定，远离苦难，这是一种幸运。但是，这也造成许多人认知世界的盲区，他们“远离战争” （世界上的零散战争，其实从来没有断绝） ，以至于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北约还欠中国人一笔血债”，他们都难以理解——要搜索一番，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战争变成一种“刺激性的体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更喜欢“强者”，因为只有站在强者的角度，从战争中获得的才是“快感”和“胜利”。“慕强”的心理非常普遍，让人们不知不觉产生了错觉，就像身居克里姆林宫的指挥间一样。因此，在互联网上，俄罗斯的节节胜利要比在现实中来得更早、更彻底。战争第一天“2小时拿下基辅”是中文互联网传播最广的一条新闻，估计连俄军都不可能这么乐观。

我的大学同学群体，就沉浸在这种喜悦之中，至少开心了几小时。其实，人们在开心之余，可以打开新华社和央视的直播，他们在基辅市中心架了摄像机。在镜头中，你明明可以看到车辆井然有序，即便是左转车辆，都没有忘打转向灯。

有一条视频，一个年轻的乌克兰爸爸正在和几岁的女儿告别，女儿和妈妈就要登上大巴转移，而爸爸则要奔向前线。爸爸认真为女儿戴好帽子，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他哭了，小女孩之前一直努力控制自己，这时也开始哭起来。这是战争让人心碎的一刻。然而，即便是在这条视频下面，也有很多人在讴歌战争，嘲笑这对父女。

这种互联网狂欢，让人在语言修辞背后陷入了深深的疑问：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为何有许多人在互联网上对战争表现出狂热和亢奋？热爱和平的民族，反对战争本身应该是最基本的底线。

战争当然有正义和立场问题，但作为一个“旁观者”，认识到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同情受难者和无辜的百姓，是“基本人性”。

我看到有太多普通人，下班后就成为网络“战略家”和“军事家”，对国际局势、地缘战略都很“在行” （虽然在此之前连顿涅茨克在哪里都不知道） ，仿佛站在一幅作战地图前，谈论与代表着“世界大势”，作出影响全局的战略部署——却对一个小女孩和父亲的生死离别，无动于衷。他们看不到别人的痛苦，也不知道如果战争降临到自己头上，自己会是怎样的角色。

俄乌变局24小时：首场谈判的3个细节 谁在拖延时间？

过去24小时，堪称俄乌变局转折点。

一波三折之后，俄乌双方在北京时间28日进行了首轮谈判。谈判持续了5个小时。从双方表态看，分歧不小，但双方已找到未来达成共识的要点，同意近期举行下一轮谈判。

和平，仍然需要一个机会。

就在首轮谈判前的24个小时，冲突一直在继续。谈判当天，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还在更加明目张胆向乌克兰提供军援。

变局何处去？

首场谈判的三个细节

俄乌首轮谈判，全球关注度格外高。

28日谈判当天，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完全掌握在乌克兰全境的制空权，此前俄罗斯方面宣布，俄方已经摧毁乌克兰境内1114处军事基础设施。

再加上普京前一晚下令将“核威慑力量”置于战斗戒备状态，这样的背景下，“俄乌谈判”相关话题全球媒体热度在28日达到顶峰。

双方的首次和谈，信息量很大。几个细节，可以管中窥豹：

第一个细节，是谈判过程中持续的信息战。俄罗斯媒体和乌克兰媒体针对谈判进程的报道信息并不一致。这种矛盾，跟双方会谈前的表态有点像。俄方说，有意与乌方尽快达成共识。泽连斯基则说，不太期待本次会谈成果。

第二个细节，是关于谈判时间。本次谈判，经历了三轮，开始的时间也较原计划推迟，因为乌克兰代表团希望在抵达谈判地点后休息。其中一个原因与谈判所在地有关。

第三个细节，正是关于谈判地点。本次谈判所在地——白俄罗斯边境戈梅利州，距离莫斯科567公里，而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只有222公里，但基辅代表团不愿直接前往，而是绕道北约国家波兰进入白俄罗斯境内，所以行程就变成了1000多公里。

至于谈判“条件”，双方提出的要求针锋相对：

俄方——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乌克兰去军事化，乌克兰政府去纳粹化保持中立状态。

乌克兰——撤出所有俄罗斯军队，包括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撤出。

从这些细节看，俄乌双方靠近的意愿似乎不够强，这也与全球媒体对本轮谈判的情感倾向一致。负面比例，达到98.01%。

谁在拖延时间？

就在谈判同一天，美国媒体释放出消息，美国首次批准直接向乌克兰运送“毒刺”防空导弹，用于击落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并且美方正努力进行相关安排。

有人不在战场，却用军事“援助”搭建了战场。

他们不停出钱、出武器：谈判前几天，美国批准了价值6亿美元援助，其中包括3.5亿美元军事援助。美国要用“致命性防御武器”，帮助乌“打赢自己的战争”。

就在谈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要建立一支“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战队”，紧接着，一个由10名退役特种兵组成的队伍就在波兰集结，准备入境乌克兰参战。而他们有些人就来自美国。

几乎同一时间，来自北约成员国的1000枚反坦克武器、500枚“毒刺”级地对空导弹、价值为450万欧元的防空系统等武器装备及数以万计的作战人员正被送往乌克兰。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问题专家姜毅认为，“西方国家正希望通过把战争拖长，使乌克兰变成一个烂泥潭，与俄罗斯打一场消耗战、持久战。”

理清制裁的三个谬误

俄乌争端到现在，离战场很远的美国，一直没闲着，却将“恶人”的帽子完全扣给俄罗斯。

在普京宣布特别军事行动之后，美国第一时间出台了制裁措施。2月27日，美国白宫又宣布了一个消息，称其和西方多国决定确保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信息系统中删除。

一时间，制裁措施掀起了一种情绪，仿佛美国已经决定了俄罗斯金融行业的命运。但少有人问，SWIFT要开除谁，美国说了算吗？

围绕这次制裁，第一个真相是，确定制裁不是某个国家单方面就能决定的。

SWIFT作为一家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提供金融通信服务的公司，根据比利时法律成立，又因为地处欧洲，所以必须遵守相关的欧盟法规，并不受美国法律管辖。开除会员，SWIFT需要依据其章程及欧盟法律文件。所以，SWIFT专门发布声明表示，要和欧洲当局接触。

第二个真相是，执行制裁不是某个国家的政府发布声明就能生效的。

SWIFT最重要的管理机构是理事会，其中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央行代表，也包括来自俄罗斯的一名理事，共25名。制裁会员，SWIFT需要按照其自身的决定程序并获得其他成员的一致同意。

第三个真相是，制裁的影响是连锁的。

美欧虽说发布了联合声明，但让欧盟通过SWIFT制裁俄罗斯实际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迟迟不愿做出决定，因为欧盟与俄罗斯的贸易额达到800亿欧元，约为美国的10倍。如若制裁，受影响的不只有俄罗斯。因而联合声明指明，只有“选定的”俄罗斯银行被删除，并不是全部。

欧洲，也将是制裁的承受者。

据路透27日报道，SWIFT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与欧洲当局接触，以了解将受到新措施约束的实体的详细信息，我们正准备遵守法律指示。”

欧洲，离得开俄罗斯吗？

有两则新闻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则，在普京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独立后的24小时内，美国及其欧盟盟友就购买了价值7亿美元的俄罗斯油气和大宗商品。俄罗斯能源的重要性，美欧不是不知道，所以拜登经济顾问才会说，美国对俄罗斯能源行业制裁不在考虑之列。

欧洲近40%的天然气和25%的石油都来自俄罗斯，德国和意大利对俄的天然气依存度更是达到50%以上。对俄罗斯进行SWIFT制裁将对欧洲能源进口造成较大压力，这对于自2020年开始就已经处在能源危机中的欧洲来说，意味着要吞下能源短缺和价格飞涨的恶果。

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飙升36%。于是，就有了第二则关键新闻：美欧发布联合声明的第二天，欧盟便与美国及SWIFT讨论能源相关交易是否能够豁免制裁。

曾经在联合国法院工作过的资深国际法专家陈初晴告诉谭主：

SWIFT制裁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整个欧洲交易的安全，它本是一个保护措施，不是一个惩罚措施。而如今，欧洲的做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其名曰“灭火”，却实则是一个极端的惩罚措施。

逃亡的两种图景

感受着战争的恐惧和苦难的，依然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

在乌克兰，已经有超过36.8万人，正在战火中逃离。他们涌向欧洲，寻求安全的栖身，但摆在他们面前的两幅图景中，没有一幅是热情的欢迎。

难民首选的目的地是邻国波兰。

在波乌边境的每个入境点，数万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排起“几十公里”的长队。向难民敞开大门的波兰，这次承诺接收100万人。然而，本月早些时候，波政府外国人管理办公室运营的所有难民接收中心还只能接收2000名难民。

中东欧国家容纳能力有限，西欧国家仍会成为难民的主要目的地。

欧盟说，我们完全准备好接收难民，“他们是受欢迎的。”然而，欧洲国家现实的承受意愿却并不坚定。根据目前的规定，乌克兰人可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留在欧盟国家长达90天，但之后他们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法律地位还是一个未知数。

欧洲接收实际情况尚不明确，大洋彼岸的美国更加“遥不可及”。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美国“当然准备”接收来自乌克兰的难民，只不过，有这番“包容”的表态，是因为“大多数逃离乌克兰的人可能会在欧洲邻国寻求庇护”。

而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本财年计划接收12.5万难民，其中分给欧洲和中亚的名额为1万人，而且现在分配给欧洲的名额目前应该不会增加。

联合国预计，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多达500万乌克兰人逃往国外,而这将在欧洲引发70多年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美国还要怎么裹挟欧洲？

这场战火，已经疼在了欧洲人自己身上。

“乌克兰有4000万人口，战火之下，哪怕只有40分之一，也就是100万人逃离，也将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而西欧将会是接收难民的主体社会。”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告诉谭主。

“光是在各国接收多少难民数量的问题上，就足以进一步拉大东欧和西欧之间的裂痕。在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欧洲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承压，再加上文化的冲突，难民危机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引发一系列欧洲政治社会问题。”

对于欧洲来说，解决危机的最佳选择是促使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谈判，尽量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尽量不要再动武。但欧洲的和平显然不是美国所乐见的。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告诉谭主：“美国究竟在想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他在削弱欧洲的战略自主。”

挑动俄乌危机，美国把欧洲拉上战车，欧盟“破例”向作战国家提供武器，间接参与战争，还要承受更大的经济损失和难民带来的政治社会危机。

一个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能在前冲锋陷阵，能替美国买单的欧洲，美国抓住，一定不会主动松手。

最后，谭主还想分享一则新闻：

1年前，阿富汗难民赛义德离开阿富汗，以为在乌克兰找到了和平的避风港。但现在，他不得不再次走上逃难之路，在炮声中逃往波兰。

这则新闻里，承受危机的对象有很多——赛义德的家乡，因为战火一片凋零，国家资产被冻结，经济也雪上加霜；乌克兰，“颜色革命”殷鉴不远，现在又成了新的博弈场；至于波兰等其它欧洲国家，一面在战争漩涡的边缘，另一面也在成为一场难民危机最深远的承受者。

深处其中的人们最懂得和平的珍贵。

457万大军考硕士，“硕士教育”正变得尴尬而可疑

2月21日是研究生考试放榜日。据各地发布的通告，考生可以陆续开始查询2022年度的考研初试成绩。另有部分省份尚未公布成绩查询时间。而微博上，"考研二战"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

“12月死2月埋”，这种段子式的调侃，体现出了广大考研学生面临的巨大压力和焦虑。

与"考研二战"同时登上热搜的，还有一个“传说”。一位母亲在视频中祈祷，希望女儿考研能有好成绩，“保佑她能上660分”。但这位妈妈不知道，研究生考试满分只有500，她把考研等同于高考了。

这位母亲身上显而易见的焦虑，与女儿作为考研生的焦虑并不一脉相通：母亲的焦虑反映的是“鸡娃”的本质：面对久兴不衰的考研热，家长并不知道为什么竞争，也不知道该怎样竞争，却又身不由己地投入到竞争中去。而对女儿自己来说，面临的却是大学生就业“內卷"压力下，不得不去追求更高学历的残酷现实。

所谓“考研二战”，就是这种竞争的直接结果。“考研二战”，指的是第二次参加考研，意味着大学本科毕业没有投入到工作市场，继续“留级”备考。在今年有关考研成绩的热搜中，“考研二战”的讨论明显增多，是最热门的话题。

这并不是说大部分考研党都是“二战选手”，而是因为参加“二战”的有更多话要说，他们也更加焦虑。他们已经毕业半年，在过去一年时间（从上次放榜开始算），他们全身心投入到考试中，就像高考复读生那样，每天早出晚归去抢占自习室。

去年7月，他们就应该毕业离校。现在，如果未能上榜，他们接下来怎么继续复习就是一个难题。很多人会想办法赖在母校，和那些考研的师弟师妹们一起自习。但是，要继续住在学校很难，很多人不得不在外租房，因为没有工作，只好选择继续“啃老”。

因此，“二战选手”的压力可谓非常巨大。他们甚至比衡水中学的复读生们还要艰难，因为“高四生”毕竟还可以算“未成年人”；而一个大学毕业生，不管是社会和家庭，都会把他视为成年人，认为他应该踏入社会，而不是停留在原处。

“考研二战”现象一直都有，但在最近三年可能变得更加严重了。2020年初因疫情影响到大学毕业生就业，国家鼓励应届生“继续考研”，也鼓励大学扩招研究生，这对“二战选手”算是一种鼓励。

数据也能支持这一点：过去7年，每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平均增长15.8%，2022年更是呈现爆炸式增长，比2021年多80万，增幅为21%。这一次，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已经达到惊人的457万人。

实际上，过去三年的研究生报名人数，“同比增长”要大大超过几年前。考虑到本科毕业生数量只是“略有增长”，这意味着有更多毕业生选择参加“二战”。

一方面，大学生就业确实困难，很多人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也不想像一些媒体鼓吹的那样去“送外卖”。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考核也不再那么严格，“灵活就业”也算是可以解决的方案，很多高校也不再认真督促学生去“签协议”。这对“二战”是一种制度性鼓励。

但457万人选择考硕士，还是让“硕士教育”本身变得尴尬而可疑。

人们通常理解，本科生毕业应该投入“就业市场”，可以从事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先养活自己；而博士毕业，则理所当然地去“搞科研”“做学问”，不管是在高校还是在企业，都应该“做研究”，为某一专业提供增量。

过去，“硕士”被看成是博士的前奏，因为在硕士阶段要建立真正的专业意识，算是站在“研究”的门口。如今，“硕士”更多是本科的“延伸”，绝大部分要考硕士的人，都不是为了做研究，而是“不想马上参加工作”，很大程度只是对就业的“逃避”。等到硕士毕业后，他们会和本科生去竞争同一种岗位。

这不仅是某种程度的“内卷”，也意味着硕士考试本身已经越来越“高考化”。放榜日的讨论，充斥着某种像高考一样的氛围，大家都聚焦于多少分能够上线，几乎没见人打听和讨论“专业”。一个有意思的证据是，相关求彩头的“迷信”也大大流行了。北京地铁8号线有一个站名叫“上岸”，研究生考试前引来大量考生来沾喜气。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硕士的时候，招生老师感叹“山东同学”的威力，因为某个学院招的硕士有40%来自山东。山东有好几所大学，学生从大一开始就立志考研，整个大学四年都在备考，过得像高考一样等待着人生再次发牌的机会。现在，毫无疑问，有更多地方、更多高校的学生都加入到了这个竞赛中来。尤其是“二战选手”身上，集中体现了这种残酷性。

面对研究生考试已经"异化"的现实，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母亲是混沌的，但其实也是敏锐的。她在懵懂中可能已感知到，考硕士和高考其实没什么区别。而硕士考试的"高考化"，与大学教育的本来目标已愈发偏离，这则是全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大学生贷款创业失败政府“代偿10万”，这样能孵化出乔布斯吗？

2月17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陈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学生想创业，可贷款10万到50万，如果创业失败，贷款10万以下的由政府代偿。

这个消息在网上广为传播，一些人甚至理解为“贷款10万创业失败政府帮忙偿还”，实际上，它并非“新政”，也不是公众误解的“政府来还”，但是在“大众创业”成为潮流的今天，它仍然足以引发一些思考。

乔布斯的启示：第一桶金有多艰难

“为了筹集所需资金（创业资金），沃兹尼亚克以5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惠普65计算器，但是最后买家只给了一半的钱。乔布斯则把自己的大众汽车卖了1500美元。实际上，买下这辆车的人两个星期之后就回来找乔布斯，说引擎坏掉了。乔布斯同意支付一半的维修费用。虽然有这些小挫折，但在把各自微薄的积蓄投入之后，他们现在拥有了1300元的运营资本，还有产品设计以及一个计划。他们就要创立自己的电脑公司了。”

这是《史蒂夫·乔布斯传》一书对乔布斯创业资金来源的描述。

为了创业，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卖掉了自己心爱的物品获得了1300美元的最初资金。很显然，区区1300美元远远解决不了创业阶段的资金问题，尤其对于苹果这样一家硬件公司而言。他们在生产第一个订单时就遇到了资金问题，购买零部件需要的15000美元该从哪里筹集？最后他们从朋友那里获得了5000美元的借款，然后从零部件供应商那里获得了30天的账期。很显然，这并非长久之计，并不是所有的供应商都会给初创公司账期，而且银行也不会给没有固定资产的公司提供贷款。

也正是如此，苹果公司诞生30天以后就已经接近盈利状态，但是公司一直处在缺钱状态，直到遇见了马库拉。当乔布斯第一次见到马库拉时，马库拉才33岁，但是因为此前在仙童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所积累的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在他的指导下，苹果公司有了第一份商业计划书，而马库拉也以91000美元的价值获得了苹果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并给苹果公司提供了25万美元的信用贷款。

天使投资人的出现，初步解决了苹果公司的资金问题，而苹果公司也不负众望，仅用7年时间就跻身《财富》500强。

一个真问题：“政府代偿”有利于创业吗

今天之所以提苹果公司创业初期的资金问题，是因为上述来自浙江省的那条新闻。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陈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学生想创业，可贷款10万到50万，如果创业失败，贷款10万以下的由政府代偿，贷款10万以上的部分，由政府代偿80%。

这则新闻经社交媒体传播，立马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创业失败由政府代偿”在传播过程中就变成了由政府来承担相关贷款，也正是如此，社交媒体中产生了很多段子来质疑这个政策的合理性，认为由政府偿还银行贷款的行为会导致很多道德风险。

不过事后相关人士已经表示，所谓政府代偿并非是免除了创业者的还款责任，而且代偿有着很严格的程序性限制，甚至还会影响创业者的征信。因此，想通过创业来骗取贷款的机会几乎是不可能发生。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创业失败的银行贷款由政府代偿的机制是不是有利于初创企业？或者说，初创企业适合以贷款的方式进行吗？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它甚至比政府代偿本身更有意义。

初创企业大都经历过资金问题，因为缺乏可抵押资产，它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现在市值接近3万亿的苹果公司，当时也曾为15000美元的零部件资金而困扰，最后是通过引入外部投资人的方式解决了资金困扰问题，换句话说，是通过股权融资获得了公司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史蒂夫·乔布斯传》里提到马库拉主动为公司提供25万美元信用贷款时，乔布斯都觉得这个举动过于疯狂，“我当时想，迈克也许再也见不到自己那25万美元了，我很钦佩他敢于承受这种风险。”

| 迈克·马库拉

结果，马库拉的投资获得了巨额收益。1980年12月12日，苹果公司股票上市。当天股价就飙升了32%，马库拉投入的91000美元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价值达到了2.03亿美元。马库拉的经历充分说明了天使投资对于初创公司的意义：对于很多科技初创公司而言，没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来获得信贷资金，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支付贷款利息，甚至还可能没有稳定的收入记录。在这种情况下，股权融资是最可行的方式，现代最伟大的科技公司几乎都是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来获得初创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苹果、思科、谷歌、脸书等。

应创造条件引导更多人从事“天使投资”

为什么初创企业应更依赖于天使的股权融资而不是银行的债权融资？

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风险和收益相匹配。众所周知，初创企业的失败率极高，但银行信贷的收益却是固定，因此银行只有在有抵押资产的时候才会放贷，否则对初创企业的贷款就会成为无法收回的坏账。但是风险投资则不同，马库拉投资苹果公司的91000美元在5年后获得了2230倍的收益，这种收益率能够让他去覆盖很多失败的投资。

美国风险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有334680名活跃的天使投资人。一项创业调查发现，5%的美国成年人是创业公司的非正式朋友和家庭投资者。因此，大约1000万美国人可被视为非正式天使。在2020年，美国天使投资250亿美元，投资了64480家公司，平均投资392025美元。正是数量众多的天使投资人，撑起了众多的车库创业者。

比如说谷歌公司的第一位投资人就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大卫·切瑞顿教授，10万美元的支票最后变成了今天数十亿美元的市值。

初创企业的天使投资人的作用不仅仅是限于为融资，同时还能给企业提供更多帮助。天使投资人杰森·卡拉克尼斯（Jason Calacanis）将天使的四个投入总结为“金钱、时间、网络、专业知识”。换句话说，对于初创企业而言，钱尽管是不可或缺，但还需要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就像马库拉给苹果公司制定了商业计划书，给苹果设定了营销哲学。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怀疑浙江有关方面在鼓励创新创业方面的初心，但其方式是可以检讨的。

从经验来看，给初创企业贷款既不符合金融的基本逻辑，而由政府代偿的方式更是会增加道德风险。与其耗费心思设立这么多的创业担保贷款，不如创造更好的环境来引导更多的财务自由人士从事天使投资。

10年前的2011年，“宁波将斥5000万培养乔布斯式人才”的新闻备受网友关注，但是10年之后，宁波并没有诞生乔布斯。今天的政府代偿，又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鸡娃教育与身份困惑：冬奥学霸全才给中国父母带来怎样的焦虑？

在本届冬奥会上，出现了很多学霸全才的面孔，他们不仅在体育节大放异彩，还在学业上取得令人欣羡的成绩，甚至还有像苏翊鸣那样的选手，不仅夺得中国男子第一位单板滑雪奖牌，还曾出演过《智取威虎山》《狼殿下》等影视作品。冬奥运动员的学霸背景和他们身兼数长的多元斜杠发展，他们身上那种个人素质满分、学习成绩也满分的成长亮点，成了本届冬奥会的亮点话题之一。

除了对他们自身个性、才华和经历的挖掘，社会舆论将相当多的关注投射在了冬奥学霸全才的家庭背景和父母身上，无一不在揣测：怎样的父母，才能教导出这般优秀的学霸全才？需要多少的金钱和怎样的教育理念，才能培养出这样一个学霸全才？这样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

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些话题背后的讨论、挖掘和揣测，归根结底都源自一种身份的不安：在当今的中国，究竟怎样才算是“精英”？如果冬奥学霸们和他们的家庭才是理想的，那么自己是否属于“中产”，还是连“中产”都够不着边？

要想理解这些话题背后的复杂情绪，就必须先去理解中国的中产阶层，更要去理解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焦虑根源。否则，很难理解中国父母对他们的浓厚兴趣，以及这一代人对这一现象的复杂情绪。

冬奥学霸全才话题背后的中产焦虑

中国的“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兴阶层，特点是社会处境远高于劳工阶层 （例如拥有相对舒适的住宅和工作环境） ，文化生活也远远丰富于劳动阶层 （例如更有权利参与文化生产，并享受参观博物馆等文化体验） ；但较之于社会最有权势的人群，中产阶层是非常焦虑的：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要远低于真正的富人，一场大病就可以让一个中产家庭出现阶层下滑。

或许，在中产阶层的父母群体之中，埋在心底的最大心愿，是如何通过教育的手段让子女保持相对的优势。中产阶层父母最恐惧的，就是子女不能继续维持自己好不容易赢得的社会地位；而对于自身，最直白的焦虑就是：“我真的属于中产阶层吗？”单从拥有资产的角度，中产阶层承担的房贷之重，就会让他们经常陷入自我怀疑：自己的相对优势，到底是不是一个假象？

此外，中国社会转型急剧加速，很多西方发生了几十年、几百年的变化，一夕之间就实现了；中国社会不像西方社会一样，会借助文化品位来区别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的能力；相当多的中产家庭，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品位的重要性。所以，西方社会普遍认可的中产阶层特色 （通过消费表现品位） ，在中国的市场基础上似乎也并不完全适用。甚至，那些已经实现了阶层越迁的中产阶层们：他们出身农民、工人家庭的背景，是不是也给了他们更加节省的消费观？

这一系列因素的叠加，导致中产阶层变成了一个面目模糊且含义丰富的群体：节俭而奢侈，重视文化也重视物质，相对舒适但永恒焦虑……到最后，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话题讨论，甚至变成了“中产阶层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存在，它究竟是怎样的？”

在一系列的中产话题之中，子女的教育问题，显然打开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毕竟，如果可以预见子女能够延续父母得来的相对优势，甚至实现进一步的阶层跃迁，那么“我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焦虑，多少可以得到缓解。

曾经在论坛上，有人对自身阶层进行过这样的描述：一位都市女性在描述了自己家庭拥有的收入、房产、轿车之后，特意补充了自己家人经常能出国旅游，借以作为文化品位的体现。最后，她开始抱怨自己并不是“真正的中产”，因为承担了房贷，也因为子女教育花费了相当多的金钱。

但是，这样的抱怨，恰恰说明她是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的花费，本质是一种“投资”，是希望子女延续中产身份的社会期望，也是中产阶层焦虑最具象的体现之一。

冬奥学霸全才带给中国父母的困惑

显然，人们对冬奥学霸全才话题的痴迷，展示出了这种深层次的焦虑。就好像人们看到在奥数比赛、英语比赛获得了奖牌的小孩并叫他们“牛蛙” （牛娃，意即很厉害的小孩） ，现在冬奥健儿们成了他们眼中的“最牛蛙”，几乎是“鸡娃教育”的天花板。

| 谷爱凌

人们开始不断痴冬奥学霸全才们的教育模式：一方面，有些冬奥学霸全才们的父母，的确仍有着“虎爸虎妈”的潜质；但从他们多元的兴趣爱好和斜杠发展的成长经历来看，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又是很宽松的，非常注重孩子的健康成长。这些看似相同却又迥然不同的教育方法，对于中国中产的父母们而言是困惑而统一的：“鸡娃教育”是否不能长久？到底怎样做，才能尊重孩子的兴趣，而又能培养孩子成为“精英”？

中产阶层教育需要大量的物质投入，这也是人们对冬奥学霸全才们的家庭教育的总结之一。尤其在冬奥学霸们身兼数长的情况下，他们父母探索孩子兴趣的话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们在冰雪项目获得的成就，肯定离不开相对富足的家庭支撑，这也是让很多中产父母产生焦虑的原因：曾经，自己引导孩子弹钢琴、练舞蹈，但孩子没兴趣，是不是孩子更喜欢冰雪运动、马术、帆船这些烧钱且冷门的项目？到底要花费多少精力，才能探索到孩子真正的兴趣？

但是，中产阶层的特色，既重视物质，但又不满足于物质。除去教育投入之外，教育理念也是焦虑的一大原因。较之于“虎爸虎妈”，冬奥学霸父母的教育理念是开放的；在传统“虎爸虎妈”对孩子“分分计较”的情况下，但谷爱凌的母亲的确表示“不期待女儿是完美的”。把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成长放在第一位，这种教育模式是相当新颖的，但也不是全新的。

在人们讨论“鸡娃教育”和中产阶层家庭的时候，往往忽略部分中产父母因自身的经历而不希望孩子吃苦的心态。一些实现了阶层跃迁的父母，深知自己背上的压力有多大，所以对孩子的期望，仅仅是“健康快乐”。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类父母不具有让孩子延续自己相对优势的焦虑，而是说这类父母将宽容的教育理念和较高的人文素养当做自己能够区别于其他父母的优势。

如果一个传统“虎爸虎妈”的形象背后，是子女因不幸福、压抑产生的如履薄冰，甚至是学习成绩没有起色，那么一个宽容母亲的形象背后，或许是一个更优秀且更自信的孩子。有的父母深知，言传身教给孩子能带来最宝贵的礼物，对孩子的发展也更有长远的好处；所以，他们一直以来践行的，就是反对鸡娃教育的宽容教育。

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的。身为工程师的父母，不仅不会要求我在课堂之外还进行理科补习，借助好成绩、好大学来延续他们的优势，甚至鼓励我读书、思考、写作，尊重我的兴趣。在小时候出于自律而熬夜完成作业之际，妈妈经常忽然推门进来：“作业随便糊弄糊弄就完事了，早点睡觉！”在放学回来路上，如果遇到妈妈 （因为她经常加班） ，她一定会问的就是：“今天开心吧？”

我的母亲也和谷燕一样，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这对我的人格成长产生了非常好的长远影响。我很早开始就认为，内卷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在上学期间就觉得，“鸡娃教育”下的同学非常不幸，他们的学习成绩也未必有传说中的那么好。

但是，这不代表我的父母反对中产阶层的理念。这就好像素质教育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应试教育的目标，我的父母通过不同于“鸡娃教育”的理念，想要达成的目标仍是“真正的精英”：对孩子宽容、注重身心健康、培养人格独立，这些教育理念都是我父母根据欧美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所学来的。但这样的教育，本来指向的就是个人素质满分、学习成绩也满分的谷爱凌式精英。

如何超越“鸡娃教育”的新焦虑

一直记得离家上大学时，在面对同学们用物质装点自己时，我会在内心产生不安，父亲叮嘱我说：“你是见过世面的女孩子，你的眼界是开阔的，不要因为这些外物而产生不安。”从这番话就可以看出，中产阶层部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已经超越了单论学习成绩的理念，进展到比拼子女的眼界和素养。这种超越，也带着对物质炫耀的不屑一顾，从“炫耀式消费”进展到了“隐形消费”。

那么，为什么观念的变化，反而能产生更大的不安？原因很简单： 宽容的母亲一定是克服了自身偏见和上一辈成见的了不起之人，不同于“虎爸虎妈”的“唯分数论”和“棍棒教育”，宽容教育需要父母对自己进行更多的投资和反思。在社会普遍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有多少父母亲愿意花时间投资自己、研究教育理念，去克服社会传统中的完美主义和压迫式教育？有多少父母真的渴望这种超越，并真正实现了这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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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冬奥学霸们，在赛场内外都有着自信、健康、阳光的性格，这些都让国内父母获得了另一重反思：获得伟大成就的背后，不一定是苦难。当中国中产父母们挣扎在精神健康、原生家庭等话题时，冬奥学霸全才的例子无一是完美的印证：出身优渥、对事业的真诚热爱、家教宽松、自信自强、成就极高。这让他们忽然发现， 快乐的孩子和宽容的母亲背后，代表的是更深层次的特权；这种特权，不仅仅在于社会经济的相对优势，更在于他们对物质的烦恼和焦虑非常低。

就好像情绪社会学家发现的那样：连情绪都是有三六九等的。如果能免除负面情绪、克服上一辈的影响，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精英女儿，那么有多少父母能做到这个前提？“虎妈教育”将孩子放置在管教和规训的客体；而冬奥学霸的宽容家教，让中产阶层父母对自己产生了焦虑：因为实现这样的教育，需要太多的自我反思和太多的情绪价值。

中产阶层父母开始把目光从孩子的成绩转向自己的影响： 自己每天刷手机、看电视，凭什么要求孩子阅读？ 自己每天强迫孩子学习，他们又怎么可能产生真正的兴趣？ 孩子不能成为“精英”，归根结底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在喜欢的事情中获得真正的快乐

甚至，有人开始说：冬奥学霸全才是最完美的“精英”形象，她代表着从祖辈开始三代人无痛的阶层延续或阶层越迁；在达到个人成就的同时，还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这是大多数人学也学不来的。大多数人必须背负着社会阶层带来的负面情绪，还得兢兢业业地守护住既得的少少优势，没有时间去羡慕他们，投胎投错了又能怪谁呢？

这样的论调，让人想起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从1964年开始，每隔七年访问一次选定的对象，包含了不同阶层、性别和种族的人。导演的最初目的，是希望看到2000年的英国社会缩影，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出身，确实会导致不同的发展；但是，即使在阶层固化的英国社会，依然有人实现了阶层的改变。

| 《人生七年》9季人物合集 图源：豆瓣

之所以社会对提防阶层固化的话语越来越敏感，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流动性非常大的社会阶段，那时的精英来自多元的背景，存在着多元的成功原因；如果一个社会慢慢走向阶层固化之后，我们面对的将是更为同质化的精英。

但是，正如《人生七年》导演得出的结论那样，这不代表：在固化的阶层下，个人的努力、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健康就变得不重要了。在对冬奥学霸及其父母的众所纷纭之中，我们或许能从焦虑中获得阶层以外的另一重启示：我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获得真正的快乐。